其五，特定情况下可能国库空虚，难以支付完全补偿。
其二，立足于中国目前仍处于非常政治时刻的判断，基于政治立宪主义与司法立宪主义在时间生成逻辑的先后排列，认为中国的立宪主义必须走过一个从非常政治时期的立国之政治决断到人民制宪以及非常时期的政治宪政主义之保守主义，再到日常政治之一般宪政主义，尤其是到司法宪政主义这样一个深层的逻辑进程，[2]这是政治宪法学的另一种研究取向，以高全喜教授为代表。】一、政治化实施：政治宪法学视角下的中国宪法实施面相对于政治化实施，需要强调它的两种意涵：其一，立足于中国宪法的根本法或政治法的假定，认为中国宪法实施的方式主要是政治机制而非法律机制，[1]这是政治宪法学研究取向之一，以陈端洪博士为代表。
[17]这种以宪法规范为核心的宪法实施界定，实际上将生活本身作为宪法规制的对象，将生活作为宪法实施的客体，这样就使得生活居于附属性的次要地位。[61] 谢晖，注58引书，第39页。[39] 对此的总括性分析，可参见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18] 在中国宪法学研究中，强世功博士的研究取向比较复杂，这里只是依据其相关的宪法社会学文献做出梳理与解释，其复杂的面相需另行撰文再做相对详尽的描述与评论。[42]对中国宪法生活的描述与阐释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宪法实施的刻画，所以，在研究假定、研究假定、研究资源、研究方法、研究框架与研究结论等方面就存在诸多的共性，或者说，共性多于差异，这样就使得宪法社会学与规范宪法学存在更多的分际。
[72] 笔者对中国国家与公民关系的基本看法是：在观念层面，国家与公民具有同一性，所谓家国同构，这也是中国人公私观念的具体体现，但在同一性中，由于观念国家的载体——国家组织具有多层级性，就使得这种同一性具有多种形态，甚至在同一性中也包含着对抗性。对于宪法规范的分析方法，这里可借用谢晖教授的论证，因为谢晖教授也对中国法学界没有认真对待进而没有解决法学自身特有或固有的研究方法问题感到遗憾，为此对法学的固有研究方法进行了阐释，这种不满与追求同规范宪法学颇有契合之处。我国在建国以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
从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逐步实现市场经济体制，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逐渐赋予市场主体越来越多的经济自由权，充分激发他们的营利动机和意志。但是，对经济自由权的任何限制和约束，都应该在法治的理念和框架下，即必须依照法律保留的原则，由代议机关制定法律来实施限制。宪法借由基本权及法治国原理所保障之私有经济体制，其存在有赖于国家财政需求有税收供应，不必牺牲经济自由，故纳税义务为私有财产及自由经济体制之代价。因此，美国学者托马斯·格雷认为，财产权的概念已经解体。
这就对国家举债权的行使历史时期提出了限制。其实，货币当局的独立性是非常有限的。
这些都是国家举债权行使对经济自由权的促进作用。[2]笔者认为，她所提出的财产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是正确的一般说来，租税国家的政府不直接参与营利性经济活动，除非该经济部门有关国计民生。这已经不再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了，而是它的积极行使。
虽然马克思的劳动创造价值论是不完善的，但它说明了绝大多数财产的来源。布坎南认为，国家举债不仅是国家利用货币发行权而配置、调剂税收征收周期的一项权力，而是一个实质性税收。自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被西方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达成共识之后，市场失灵以及政府有宏观经济调控职责逐渐被各个国家所采行。在1897年的阿尔热那案中，最高法院最终彻底完成了对财产权和自由权内涵的宪法解释。
虽然从表面上看来，征税客体有所得、财产和商品。在总储蓄中，政府储蓄呈逐年下降趋势，到了20世纪90年代，政府储蓄一直为负值，非政府部门储蓄成为投资的主要来源。
因此，美国学者托马斯·格雷认为，财产权的概念已经解体。【注释】[1]杰弗瑞·布伦南，詹姆斯·布坎南，冯克利，秋风，魏志梅，等译，宪政经济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23,124一125.[2]梅夏英，财产权构造的基础分析[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77-79,80,80.[3]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M].上海三联书店，1996.125-136.[4][美]查尔斯·K·罗利，财产权与民主的限度[M].商务印书馆，2007.318.[5]Chicago, M.＆St .P. Ry. Co. v. Minnesota,134U.S.418（1890）.[6] Allgeyer v. Louisiana ,165 U.S.580,589.[7][美]约翰· R.康芒斯戴听译，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M].华夏出版社，2009.19,26,27[8] the Disintergation of Property ,in Property Nomos XXII,ed .V. Roland Pennock and John Chapiman（ New York, 1980.）.[9]公丕祥，法理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34.[10][美]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郑戈，赵晓力，强世功译，宪政与权利[M].三联书店，1996.164.[11]孙斯坦，金朝武，胡爱平，乔聪启译，自由市场与社会正义[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291 -295.[12]张千帆，等，宪政、法治与经济发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74.[13]葛克昌，税法基本问题[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5.[14][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商务印书馆，2003.124.[15]葛克昌国家学与国家法〔M〕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6.65.[16]刘溶沧，李杨，扩大内需的政策取向和政策选择[J].财贸经济，1988，（8）.[17]〔英〕吉登斯，郭忠华译，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232.[18][英]熊皮特，吴良健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商务印书馆，2007.146.[19]姜杰，朱青梅，公共经济学[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38.[20]蔡玉平，中国公共财政改革与发展[M].远方出版社，2004.26 -29.[21][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下卷[M].商务印书馆，2007.494[22][美]布坎南，瓦格纳赤字中的民主[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58,118,65. 进入专题： 国家举债权 经济自由权 。
英美法系也有具体物和抽象物的入划分，因而在‘物与‘财产的关系上也存在混乱现象，但是这并不说明英美财产法也具有同样的局限性。再次，如果政府发行公债直接参与同其他市场主体进行市场竞争，它对于其他市场主体经济自由权的侵犯就更加明显了。如果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社会普遍投资利润很高，市场利率会远远高于公债利率，人们就不愿意投资公债。3.个人希望推迟当前消费的程度。前者使国家没有必要以发行国债的形式筹集财政资金，后者使社会公众没有闲散资金用于购买公债。） ;4.市场机制调节的盲目性和滞后性。
宪法财产权保障，多视为传统自由权，而非私有之所有物予以国家保障，故私有股票、证券、不动产，国家并不负保障其原有价值，国家只有保障其得使用、收益、处分，不受公权力不必要之干预。这对其他商业机构无疑形成不利影响。
这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这决定了大陆法系物权法理论具有先天的局限性，即权利人的既得利益受物和所有权框架的约束，对于不涉及‘物和‘所有权的财产权利，或者是纳人依附地位，或者无法调整。
宪法借由基本权及法治国原理所保障之私有经济体制，其存在有赖于国家财政需求有税收供应，不必牺牲经济自由，故纳税义务为私有财产及自由经济体制之代价。除了征税对经济自由权进行干预之外，国家还可能为了其他目的对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权进行直接或者间接的限制或约束。
因此，为了趋利避害，必须对举债权力实施控制。二、经济自由权对国家举债权的影响国家举债权的行使是有一定条件的，特别是举债金额的限制。严格意义上讲，税收就是租税之对价，国家一般不再参与经济营利行为，而是让市场主体自己充分行使经济自由权而获取经济利益。在城邦里是不知道有这个字眼的。
财产和商品除了一些自然存在的天然物质以外，其最初都必须依靠人们的劳动才能取得。比如，在计划经济时代，倒卖国家控制或限制的物质，是一种被国家所禁止的行为，没有这些营利行为，就不会产生所得。
二是物权与债权的界限模糊。我国学者张千帆认为，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的另一个基础性条件，尽管在很多国家将其内含于财产权之中，但是现代国家都纷纷视为独立权利给予关注。
于是，经济自由权就从传统财产权中扩张而来，它虽然起源于对财产权概念系统的阐释，但是，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使之逐渐超越并包括传统财产权的实质内涵，成为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基础性权利，也是一个宪法基本权利。我国有句俗话叫要想富，先修路，就是公共产品对私人经济自由权积极影响的集中体现。
布坎南对此有自己的评价。其实，欧洲国家在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时期，由于高昂的战争经费，常常使统治者债台高筑。二、财产权是对已有财产利益的法律保护。即使追溯英美法系普通法历史，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普通法财产权关注的重心在于财产的利用，而不是有体物的本体的保护。
在他愿意的地方居住生活。欧共体在其条约中，将经济自由权概括为物资流动自由、人员流动自由、资金流动自由以及服务与开业自由。
[22]通货膨胀首先严重侵害了公债购买者的经济利益，而且还必然导致社会资源从正常的生产领域向投机领域转移，由此，投机领域的资金过多融入，又必然导致经济结构的过度扭曲，使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与功能丧失。统购统支的资金管理体制要求工业品的高利润除作为必要的扣除外，其余部分全部上缴国家财政，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也全部由国家安排。
否则，就会使市场主体取得民间资本借贷利率提高，影响其权能的发挥。这些都是国家举债权行使对经济自由权的促进作用。